比海更深译者金晓宇和他的父亲

比海更深译者金晓宇和他的父亲

51岁的金晓宇第一次使用智能手机是在今年年初，那是母亲生前用过的手机。通讯录里除了母亲的老朋友之外，他开始有了自己的联系人——同学、老师、翻译同行和记者。去年冬天，父亲金性勇在殡仪馆向杭州本地媒体拨出那通电话，这些联系才得以发生，“你们能不能写我儿子的故事？我儿子是天才，他现在精神病院里，他妈妈今天刚走了。”他口中所说的儿子金晓宇是躁郁症患者，也是译者。在疾病没有侵袭的时间里，金晓宇待在20平米的房间里，自学英、日、德三门语言，译著22本，却鲜少人知。自从他高中确诊后，父亲金性勇的生活轨迹也跟着改变了，照护生病的儿子成为最重要的事。媒体由此关注这对父子。几个月后，父子迎来久违的好消息——金晓宇应邀加入了省翻译家协会；有出版社慕名而来，给他涨了稿酬；还有，他失明的右眼得到了医治。但当旁人渐次离去，父子俩的生活便重又回到沉默中去。危机感始终笼罩着他们。每天，金晓宇拼命抢时间翻译；而金性勇战战兢兢地照料儿子，更加忧心日后子无所依。沉默的家在金晓宇家里，最鲜明也最易忽略的是一种特别的沉默。七月以来，杭州接连发出高温预警，天气燥热，屋外蝉鸣阵阵，喧天响，但饭桌上的父子很安静，只有头顶的吊扇吱呀吱呀转。

每餐饭前，金性勇都会先把菜夹到儿子的碗里除特殊标注外，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陈媛媛摄

金晓宇先打破了沉默：“今天的虾几乎每个都是活的。”他边吃饭边低头说。这家人的每餐饭几乎都有虾，以及黄瓜、番茄蛋汤，因为金晓宇爱吃。父亲剥着虾，没看儿子：“是吧。多少钱一斤？”“23。”“可以。”每天午饭开始，金晓宇都会说起早上买来的菜，这是他们一天之中少有的对话。父亲不明白金晓宇询问菜价的心思——他担心父母不在之后，无法翻译和自理，两三年前开始训练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然而，父亲以为儿子无聊瞎问，也简单应答。这不奇怪，金晓宇的情绪不着痕迹，常常被忽视。他高中时患上双相情感障碍症，常年服用镇静药，长着一张没有情绪的脸。就连汗水淌满了脸，他抱怨说“热死了”，只是皱了下眉头。他很少笑，笑起来扬起嘴角，不过三秒，迅速收回。不过，平日和他接触最多的民警提醒我，金晓宇表情木讷是好事，如果主动说很多话，说明要犯病了。将近30年，他被“养在家里”，很少与外人接触，说话会结巴，不停搓手，只有面对父亲才能放松。父亲金性勇，87岁，正好大了儿子三轮。他有一对长寿眉，笑起来很慈祥，算得上健谈，却和儿子说不上话。父子俩相依为命，却各自孤独。走进他们生活的底层旧屋，会先经过一个朝南的小阳台，以前母亲曹美藻的缝纫机就摆在这里，在她没生病的时候，父子俩总能看到她坐在这里做衣裳，缝纫机踩得“哒哒哒”响。她去年年末过世之后，家里彻底陷入了沉寂。再往里走是一个昏暗杂乱的客厅，也是金性勇的卧室，与儿子的房间仅一墙之隔。

金晓宇一家人1987年搬进来之后，老屋再也没有装修过

父亲的生活作息围绕着儿子。正值小暑，天亮得早，五点多，虽然金性勇还躺在床上，耳朵已细细辨别儿子屋里的动静——最初是铁架床发出嘎叽嘎叽的声响，应该翻身起床了；之后是“滴”的一声，应该关掉了空调；再后来，凳子磕磕碰碰，屋里有了灯光，他无疑是走出了房门，进了厨房。自从母亲生病卧床后，金晓宇主动承担了些家务活，早起烧水、准备早饭。等一切准备就绪，他凳子一拉，准备坐下用餐，父亲便起身跟过去。7点左右，金晓宇出门散步锻炼、买菜，一个小时后回家，把虾做好，他就进屋开始潜心翻译了。没有特殊情况的话，之后一整天他不会出家门。午饭便是父亲的任务了。一般在9点半，金性勇拖着吃力的步子走进厨房，不知身体哪里出了问题，他的脚浮肿得厉害。这天，他准备把猪蹄加进盘里蒸，结果筷子不小心掉在了地上，他低下身子，望着筷子，迟疑了几秒，缓缓弯下腰，捡了起来。对这个岁数的老人来说，做饭已经是一件劳神费力的事。平常金晓宇要是住院了，他就去社区食堂打一个盒饭吃一天，但只要儿子在家，他一定会做饭。怕做饭晚了，儿子的午休时间也要推迟。父亲直到做好饭，留在锅里保温，才坐到沙发上喝一口水。等听见儿子开门的声音，他又走过去盛饭、端菜。午饭后，金晓宇会继续关起门来翻译，偶尔传出他读外文的声音。隔着一堵墙，父亲坐在沙发上，看文学书、读报、写东西，累了便坐着打盹。

多数时候，金性勇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金晓宇在隔壁屋翻译

两份同情，一份父爱金性勇曾在笔记本上写下一段文字，取名《父与子》：父子在一起的快乐融合了最无私的爱和充满信任的友谊。我们不无伤感地发现，儿子成年之前的这段时光，或许也是这两个男人一生中最亲密的时光。

早年金性勇与金晓宇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但金晓宇说，他性格的改变，也许从眼睛受伤就开始了。那一年，金晓宇6岁，哥哥金晓天9岁，父母是工程师，一家四口住在天津的家属大院里。那天，父母去上班之后，金晓宇和哥哥到邻居家玩。在他看小人书的时候，邻居小孩举着气枪，一支铅笔从气枪里飞射而出，打中了他的右眼。第二天，做完了晶体摘除手术，眼睛看不见了。金晓宇一只眼受伤之后，一家人的生活看似平静，水面下却波澜起伏。金晓宇说，那时起，母亲便经常说眼睛不好，学理科不行，显微镜也看不了，于是他一上数学课就说话捣乱。后来他还会偷拿同学抽屉里的卡片，逐渐厌学。为了他能好好上学，六年时间里，母亲为他转了三次学，但是他到了六年级，厌学反而严重了。1984年，金晓宇小学毕业后，在天津生活了22年的金性勇决心带着一家人离开，到杭州生活，因为“心里面伤心，他的眼睛是在天津丢的”。在金晓宇印象中，他换了新环境，学习状态挺好，但是初三又开始厌学逃课，每次不去就是一个星期，到了高中喜欢上围棋之后，开始“大段大段”地不去上课。到了高中，金性勇发现，儿子脾气变得“古怪”，生气的时候会摔东西。金性勇带着儿子去医院检查，确诊了“躁郁症（也称为双相情感障碍症）”，他至今记得医生的话：这个病来得快、去得快，治好以后很可能复发。

金性勇给专家医生写信寻求治疗机会，并表达自己为如何让儿子融入社会犯难受访者供图

从此，金晓宇开始每年至少住院两三次，当时还没医保，每次住院一两个月要花费万把块钱。这个家庭开始为钱发愁。正巧，第二年，金性勇作为儿童用药科室副主任被派驻泰国，他珍惜这个机会，妻子也鼓励他去，因为可以拿国内外两份工资。正是他出国的两年里，儿子的求学心态屡屡出现问题。1990年，金晓宇放弃参加高考。没多久，又想继续念书，复读一年后考上了杭州大学外语系，但因为档案中有缺课记录，没录取，转入浙江树人学院读国际贸易专业。刚读了半个学期，他不适应学校环境，病情发作，醉酒后，跑到学校老师的车上乱蹦跳，被送进了医院，不久辍学在家。在异国，金性勇最记挂的是金晓宇，为此曾邮寄过一张明信片，鼓励儿子“去奋斗”：记着我的话，去奋斗......世事短如春梦，父子情如蚕丝，从不计较苦劳心，万事委托儿命。幸遇二儿及第，况逢吾有转机，来年合家又相聚，天伦之乐已定。“没啥感觉，”金晓宇回忆，“看了就放一边了。”此时，大儿子金晓天刚从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考进银行工作，基本不需要父母操心。金晓宇对父亲说，你对哥哥是爱，对我是同情。金性勇听了伤心，他告诉金晓宇，“因为你一个眼睛不太好，我同情你。你生病，我也同情你。但你是我儿子，我也爱你。两个加起来，比哥哥还多。”

一家四口合影，右一为金晓宇受访者供图

慢慢地，金性勇发现自己和儿子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根本不听话的，确诊之前，我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更无解的是，儿子变得不太说话，笑容也越来越少了，一发脾气就砸冰箱和电视，把房门踢出了窟窿。“轻生”与“退养”金晓宇不是没有想过自杀。他肄业后，曹美藻为他报了浙江大学英语系大专的自考课程，之后，又托关系为他找了书店的工作。在金晓宇的叙述中，那段日子很难熬。他当时没有主见，全听父母安排，去做柜台营业员，负责帮顾客找书和收银，需要与人交流，但他的性格不善于跟人沟通。他挣来的钱，又全部上交家里，开始觉得工作很没意思，“脑子胡思乱想，精神可能出了问题。”他感觉自己没办法继续工作，但是母亲又为他找了另一家书店工作。金晓宇回忆，“我不去上班，我妈妈坚决不行，死也要出去，要上班。”那一天，金性勇听到扑通一声响，跑了过去，看到儿子坐在地上，才知道儿子本来准备把皮带系在窗户上轻生，幸好皮带没扣紧，断了。此前，金性勇在泰国的时候，晓宇也轻生过一次，吞了大量安眠药，难受得倒在地上，后来被母亲发现送医院洗胃。金晓宇说，第二次轻生后，父亲便决心把他“养在家里”，母亲想管也没办法了，他开始在家里看书、自学语言。为了兼顾儿子和赚外快，金性勇夫妇先后从原单位“退养”，这一选择的好处是，名义上提前退休，但可以照常拿工资。此后，曹美藻每天去证券交易所炒股，而金性勇外聘到小工厂做新药开发的工程师，工作灵活自由，方便照顾儿子。张兰芬是曹美藻的好友，她记得，那段时间曹的心情一直不太好，她曾特地从苏州赶到杭州看望，但每次曹都对她说，“我小儿子怕见生人”。两人每次见面都约在宾馆，她难得去过曹家里一趟，只见过金晓宇的背影。在相近的时间里，张兰芬从曹那里得知，她的大儿子金晓天不告而别，出国去了澳大利亚，没有音信。在父母看来，破碎又难以启齿的生活，对儿子金晓宇来说，却是前所未有的自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感觉人生有点幸福，”他说，“没人管我，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过，这一时间他面临新的压力。他不愿被认作“啃老”，为了证明自己能养活自己，他仍会关注报纸上的招聘广告，曾四次出门找工作，去过印刷厂、网页设计公司、旅游公司，但因为精神和能力的问题没留下来。最远的一次，他精神出状况，一个人跑到横店去找英语方面工作，此前他听说母亲的大学同学在这家公司，当时他英语和日语都可以，面试通过了，但还是被父亲带回了家。那段时间，父母也找了一些医药和油漆方面的论文，让他翻译，他很愿意做，但是活非常少，他一年大约也只能翻译一万字，少的时候只能挣600块。当时，他想这辈子能翻译一本书也值了。翻译与疾病多年之后，在金晓宇的世界里，翻译成为最紧要的事，因而电脑是他最珍惜的东西之一。他节俭，夏天睡觉经常不开空调，但担心电脑发烫坏掉，每次翻译空调都开着；不翻译时，他担心落灰，电脑和主机上会盖一块碎花白布；父亲也发现，他每次发病从不碰电脑。他翻译的第一本书是《船热》，这个机会是母亲为他争取来的。2010年，曹美藻去南京大学参加同学会，老同学得知金晓宇做过一些翻译工作，为他牵线了南京大学出版社。不久，出版社寄来了一本小说集。金性勇记得清楚，本来出版社只想让金晓宇翻译一章试试，但儿子拿到书就开始关门翻译，除了吃饭、上厕所很少出门，只用了两三个月就完成了整本书的翻译，“基本上不需要查字典就翻出来了。”

金晓宇正在翻译时的书桌，屋内光线昏暗

但交稿之后，图书却迟迟没有出版，金晓宇度过了非常焦虑的一年，他重新陷入了“没本事”的危机里。父亲的日记本记录了他当时的状态——出院后，连着两顿饭不吃，药也不肯吃；熬夜打电脑游戏；直到看他吃了药，“总算过了一关”，“大家平安无事睡去”。金晓宇的第三本译作《嘻哈这门生意》从译完到出版也拖了很久，最严重的时候，他几天不吃饭，肠胃黏膜破坏，甚至想一死了之。遇上难翻译的书，同样让他痛苦。至今为止，他觉得最难翻译的书是《好兵》。这是英国作家福特写于二十世纪初的代表作，他刚读第二段就陷入了生僻词汇的迷宫。于是，他决定先把单词一个个摘出来，结果单词还没抄完，他住院了。他无法掌握疾病出现的规律，所以在他的翻译日程里，没有双休日、节假日，他“玩了命”翻译，直至累到身心俱疲，住院为止，彻底放下翻译。这倒让他感觉到轻松了，“在医院里等于休息。”

金晓宇记录了自己的翻译时长和住院时长受访者供图

相比之下，简单的书，他一两个月就翻译好了，但一交差，他会马上投入下一本书，不留休息时间，防止身体出现状况。如果等不到新书，他就学习新一门外语。躁郁症来势凶猛，随时可能剥夺他的正常生活。金晓宇始终如履薄冰，“翻译的过程中，我祈求简单一点；校对的过程中，我祈求顺利一点；不翻译的话，我祈求学习时平安一点。”这一点，在金性勇的记忆里，也形成了一个规律，儿子在翻译完手头的书，接不上下一本书的时候，容易发病。翻译成为他生活秩序的支点。但金晓宇自己的解释是“混日子”，他计划译著数量最好达到从出生到去世之前，每年一本。虽然开始翻译时，他已经是中年，但他想现在一年两三本，仍能追赶上。等到了60岁，眼睛不行了，再放缓至一年一本。危机与跋涉更紧迫的危机是，金晓宇担心如果父母身体不好了，没人照顾自己，生活无法保障，他也没办法继续翻译。因此，他更加着急赶进度。自从2018年母亲生病之后，金晓宇的危机感更加强烈了。在此之前，曹美藻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其后又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症，直到摔了一跤，只能卧床，身体情况越来越差。他开始买菜、洗碗，尽一个儿子的义务。但这不只是为了照顾母亲，也是为了培养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为了让三餐有规律，他每天在日历本上记录自己吃了什么，一记就是六年，“防止到时候我一个人就没人管了。”金晓宇的多本译作都是与出版人杨全强合作。在杨全强的眼里，金晓宇的交稿速度非常快，“在出版界，碰到拖稿的是大多数，他永远提前交稿，比其他译者都快。”作为资深出版人，杨全强十多年前就有一个期盼，那就是翻译本雅明文集《拱廊计划》。他介绍，这本书涉及德语、法语、英语多国语言和知识背景，英文版有900页，体量和难度很大。他把这本书的翻译交给了金晓宇，“首先质量有保证，其次时间有保证。可能找其他人要5年，晓宇可能2年内能拿出初稿。”在金晓宇看来，翻译的快乐在于通过阅读获得新知。父亲难得见证过儿子快乐的瞬间。在翻译《狗女婿上门》的时候，他在厨房听到儿子在房间“哈哈”大笑。在这个家庭里，笑声是稀缺品。等儿子从房间里出来，他一问才知道儿子刚才看了相扑比赛。金性勇还注意到儿子特别在意外界的反馈，他的译著在图书馆上架了，会告诉父亲；网上译著评分高了，也告诉父亲。最让金性勇印象深刻的是，《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电影的元素》一书，一位读者原本认为金晓宇翻译有误，之后特意买了原著对照，发现金晓宇翻译得比原文更好，纠正了评价，“感觉他很高兴。”杨全强这样评价金晓宇的翻译水准，“有些译稿我要花10倍的时间处理，但他的译稿正常编校没有问题，他是比较专业的译者。”

金晓宇已翻译22本书，出版12本，全部摆放在箱子里

但金晓宇自认能出这么多书有运气的成分，“翻译稿酬也不高，又不能评职称，别人不愿做这行，其实很多书是别人不愿意翻译的。”除了早年翻译医学化工材料，金晓宇再也没让父亲参与译稿的编校。这是金晓宇唯一可以掌控的自由。过去的生活里，父母对他的人生“包办代替”，充斥着束缚：父亲因为他逃课下围棋生气，撕掉了他心爱的围棋书；母亲三次自作主张给他转学，转学之前怕他出去淘气，把他锁在家里。父亲现在则更像是儿子助手，帮忙跑邮政收外文样稿、翻译完打印样稿、寄出样书。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金性勇冒充儿子的名义与出版社编辑对接。杨全强有时分不清谁在和他说话，“他们就是二位一体，谁跟我联系都一样，都是关于稿件的沟通。”现在，金晓宇正在翻译的书讲秘鲁一带的历史和考古学知识。他说，有机会的话，想去南美洲旅游。但转念，他又觉得不可行，“这都是现在异想天开。”因为他一出门受累，精神就集中不了，容易发病，只能留守在20平米的房间里。隔阂与连结最初见面采访的那几天，我有点紧张。父子俩难得说话，却容易“擦火”。面对儿子，这位父亲总是小心翼翼。开饭的时候，金晓宇看到桌上多了一双筷子，没好气地问，“你到底想干什么？”有一回晚饭，金性勇起身准备做蛋炒饭。金晓宇在一旁问话，他一听就知道儿子不高兴了，答应说不炒饭，转身进厨房，还是端起了锅。“别跟在我后边好不好？”父亲恳求道。“你是不是还坚持炒鸡蛋（饭）？”父亲回过身来，没耐住性子，反问道：“让我有点自由，好不好？”最后，父亲还是放弃了自己爱吃的蛋炒饭。在这个家里，经常能够目睹一个父亲照护儿子的无奈。情况有时更严重。很早之前，有一次金晓宇病情发作，拿起敌敌畏对着父亲喷。他没办法，站着让儿子喷，等到儿子喷完，他去洗澡。“我是他的父亲，也是一个出气筒，”每次儿子发过火后，金性勇也不会理论对错，“他开心了，我马上开心。”他心里最清楚，儿子的病需要保持内心平静。于是，他提醒自己：不要凶他，不要骂他，更不要打他。但这只是冲突的一种，有时能看见与父亲起争执时，金晓宇的无奈与无措。7月16日，一大早，金性勇没吃早饭，准备出门体检，但金晓宇发现父亲卖掉了他的旧书，开始对父亲生气。他把阳台上的一箱旧物品放到门外，故意问父亲：“怎么扔在这儿？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没有用，什么暖风器乱七八糟的全部不要了。”金性勇拄着拐杖，站在门前：“你叫我怎么办？”“我的东西呢？”金晓宇问。金性勇锁上门，准备往体检的地方走。一旁的金晓宇没有退让的意思，他紧跟在父亲的身边，像是一定要讨要个说法，碎声威胁要把门打开：“东西丢了我不管，屋里的钱我全给你撕掉了。”“这不是一个正常人的话。”父亲说了狠话。“你正常，”金晓宇更火大了，“你把我东西都弄掉了。”两人僵持了二十来分钟，金性勇站不住，在凉亭的椅子上坐下，金晓宇忽然走开了。之后，金性勇担心儿子要发病了，联系了派出所民警。他为儿子收拾好了住院的洗漱用品，呆坐了好一会，神色凝重。看体检时间快过了，他又起身出门。

金性勇为儿子收拾病历本、身份证，准备把他送医院

即将到达体检中心的时候，金晓宇突然出现在父亲身边，看起来已经恢复平静了，他搀着父亲，帮忙找科室、拿早餐......但当体检完回到家里，他看到父亲放在椅子上的行李，一下子又生气了，开始打电话给120，称父亲要送他去精神病院。半个小时后，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把他送到了医院。过了两个小时左右，金晓宇打电话给父亲说，自己冷静下来了，又被接回了家。张健是送金晓宇就医最多的民警。他说，父子经常因为一点小事有矛盾，有时金晓宇因为和父亲争吵发病。两天后，我和金晓宇聊起之前的冲突，问他为什么生气？他解释，卖掉的旧书有他高中的围棋书，还有自考的书，他很珍惜，“我这辈子就看了这么点书，他还给我都处理光了......”金晓宇很无奈自己总是控制不了脾气，他猜测，有可能是遗传的缘故，也有可能是习惯。他想起以前父亲也会在家里发火，无缘无故打骂他。最深的创伤记忆是，上小学一二级，父亲教他写“多”字，他怎么也无法使这个字叠立起来。结果啪的一声，父亲一个巴掌下来，他的门牙被打掉了。至于，两天前和父亲吵架时，他突然跑开，是担心自己会伤害到父亲。由于同样的原因，最近两三年，金晓宇都主动打电话给120送诊。这次到了医院又很快回来，因为他想到之前住院出来，母亲已经离开，他害怕再也见不到父亲，又赶紧出来了。金性勇说，儿子生病之前，他脾气不好，有家长的威严，孩子必须听自己，不听不高兴。但儿子生病后，他意识到无法改变孩子的脾气，只能先改变自己，“他是父亲，我是儿子，这样的话还是不行。”在张健眼里，金性勇溺爱儿子，有时候金晓宇犯病了也不告诉民警。最艰难的时候，金性勇一边照顾瘫在床上的妻子，一边照顾发病的儿子，但是他仍舍不得把儿子送医院吃苦。每次金性勇都对张健说，“我们可以照顾他，我们三个要在一起”。相似的话，金晓宇在写母亲的回忆录里有过表达，“母亲、父亲和我三个人，三位一体”。我问他，是什么力量连结了你们三个人？“互相需要吧。”金晓宇说，本来人是一个完整的木桶，但他只有一块长板，那就是缩在家里拼命学习，这块板发挥作用全靠爸妈——如果不是父母围了起来，木桶里的水一点也积不起来。最后的棋媒体报道前，周围少有人知道金晓宇在家里翻译。对门邻居阿龙说，这个家庭“无声无息”的，出门比较少打招呼，只有金晓宇发病送医院才会有动静。去年11月，他意外发现平常关着的前门摆放了一个花圈，才知道曹美藻过世了。金性勇说，妻子走后，他虽然心痛，但感觉松了一口气，妻子走在他前面，不用担心麻烦儿子照顾了。不好的一点是，之前两个人分别有一个月五千元的退休工资，现在妻子的这部分没有了，给儿子留的钱也少了。今年1月底，金性勇签署了遗体捐赠协议，他不想自己走后，在后事处理上给儿子带来麻烦，“他一个人，人家来帮我收，我到了那边，衣服也不要换了，拿走就行。”我问，晓宇知道吗，他是怎么想的？“晓宇以后会知道，我走了以后他会知道，”金性勇重复说，“我和他商量过，他不让我这么做，我说我决定了。他一般的话尊重我的意见。”作为一个父亲，最早金性勇帮助儿子翻译，只想让他“有饭吃”。现在他最大的担忧是，自己走后，儿子住在哪里？发病的时候，谁送医院？出院的时候，谁去接？自从儿子确诊的三十年来，每次发病，都是金性勇送去医院，再接回家。在医院里，儿子每星期都会来一个电话，“爸爸，你什么时候来接我？”他心疼儿子。

过马路时，金晓宇会主动搀扶父亲

在父亲的心里，不管是医院还是残疾人抚养中心，和家都是两回事。他不想让儿子住在外面。所以，他最后还有一个心愿，希望有人在生活上照顾儿子，在他休息的时候，帮忙做些事情，为儿子留时间做翻译。这几个月里，金晓宇收到了两封情书，一封寄自离异单身妈妈；另一封是一位父亲为患有癫痫的女儿写的。金晓宇尝试与对方联系过，前者说自己表白是个误会，后者因为两人都不主动，断了联系。对他来说，现在找对象考虑的不再是爱情的问题，而是照护的问题，“不要把我的房子和钱卷走了......以后再离婚的话就麻烦了”。他很少有过情愫萌动的时刻。最早有关爱情的记忆是幼儿园同学，那会两家妈妈打趣说，等长大了两人成亲。再后来，就是肄业之后在书店工作，一个店员漂亮能干，他心动了，但是觉得自己“配不上”，不敢主动。之后的那些年，母亲劝诫，要先立业再成家，他再也没动过心思。等到40岁，金晓宇翻译完10本书，父母给他安排第一次相亲。对方离异，和他同岁。来过家里一次，拿走两本译著，后来再没联系。金晓宇认为自己没有谈感情的经验，不知道能相信谁，只要靠谱就行，“反正都能凑合过了”。要是等不到儿子成家，金性勇只能狠心将儿子送残疾人抚养中心了，“我是无能为力，走的时候才想到这步棋。”

从金晓宇到“金翻译”，他是如何找到自己闪光的价值的？

金晓宇这个名字对于时常在网络上冲浪的人来说并不陌生。这位天才译者在上高中时患上了躁郁症，由于疾病的侵袭，金晓宇变得暴躁厌学，被迫放弃了学业。然而幸运的是，金晓宇的父母足够开明，他们积极的配合孩子治疗。金晓宇本人也没有就此沉沦反而自学外语观看原声电影，在六年的时间里，他学习了德语，日语，并巩固了原有的英语基础。他从金晓宇变为了金翻译，他在疾病之中找到了自己闪光的价值。金晓宇能挖掘出自己的价值，是由于父母的悉心陪伴，更是由于金晓宇自己自强不息，苦心钻研的精神。

很多人好奇金晓宇在忍受疾病困扰之时，凭借何种方法掌握了那么多种外语。据金晓宇自己所说：?我学习一门外语至少要读20本原版小说。? 对于语言的学习是没有捷径可走的，金晓宇能够熟练运用多种外语的原因是由于他能在浮躁之中静下心来，认真研习阅读原文小说。通过对原语言小说的阅读，使得金晓宇对于相关语言的理解更加深入。

事实上，金晓宇能够发掘自己闪光的价值，也离不开父母的支持，金晓宇在幼年时不幸患上了眼部疾病。在少年之时又患上了抑郁症。在金晓宇患上躁郁症时，他对父亲说：?我不想上学了。?面对孩子的言论，金晓宇的父亲第一时间想到的并不是拒绝和训斥。而是选择理解和尊重孩子的想法，金晓宇的父亲金性勇面对央视采访时说道：?孩子的事情不能强迫他，只能是任其自然的发展。?

幸运的是，金晓宇在翻译这一领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他的才能和潜力终于得以展示。从事翻译工作的十多年来，金晓宇翻译了包括英语，日语，德语在内的17本外语书，共计六百多万字，除了书籍之外，他的翻译作品还涉及电影，音乐等多个领域。

《我们的天才儿子》全网刷屏，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

《我们的天才儿子》全网刷屏，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下面就我们来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一番探讨，希望这些内容能够帮到有需要的朋友们。

人生道路那么难，为何还需要好好活着？余华小说集《活着》里给了大家一个回答：人是为了活着自身而好好活着；一位85岁的老父亲，也提供了一个回答：在比悲伤更悲伤里，牢牢地相拥得好好活着。

一篇《我们的天才儿子》文章内容在各大网站霸屏，阅读量做到689万，话题讨论达到1200万，它叙述了一位鲜为人知的天才翻译家金晓宇和他父亲金性勇的真实人生。本来一个高读书人的家中，随着着儿子金晓宇的眼睛受伤残废，被诊断为躁狂抑郁症患者，逐渐迈向不幸。

翻译工作变成金晓宇和运势斗争的唯一武器装备。十年来，他翻译了英文、日语、德语共22本着作，跨过小说集、影片、歌曲、哲学思想等众多行业，他读过浙江图书馆几乎全部外国语小说集，取得了浙江大学英语系的自学考试毕业证书。

生病期内，金晓宇还仔细照料了患阿兹海默症的母亲，守候她踏过生命中的最终3年。这篇小故事始于他85岁父亲从殡仪馆打来的一打电话：你们能否写我儿子的小故事？我儿子是天才，他现在在精神病医院，他妈妈今日刚离开了。

金晓宇的家中本来是一个每个人羡慕的存有，爸爸妈妈皆是上世纪的在校大学生，亲哥哥在80时代就报考了复旦大学。一把儿童玩具枪中的一根针，戳破了这一温馨的家。这是一个比悲伤更悲伤，也是一个温暖的故事，金晓宇是悲剧的，也是极其幸运的。他的日常生活被妈妈仔细照料，他的翻译员有父亲帮助，一家人没法摧毁的爱，让金晓宇可以活在翻译的全世界里。

金晓宇的父亲要想全球见到他的孩子，由于担心自身老去后，没人了解他大儿子的小故事，没人了解他大儿子的出色，这名85岁父亲的悲伤和自豪，悉数藏在了这个故事中。

这名老父亲对世间的情深信赖，是他对孩子深沉的爱，是一名父亲，对儿子不向运势低下头的自豪。他想根据孩子的小故事，让平常人见到，即使遍体鳞伤，也需要绽放自身的性命，悲剧仅仅勤奋好好活着的人用来穿越重生的谷底。

金晓宇的实际意义，除开让众人看到了生命的意义，也让躁郁症该类精神类疾病进到人们视线。实际上，像金晓宇那样，有精神类疾病，与此同时在某领域有极高天资的人屈指可数，大量的仅仅被遗弃的患者，历经各种各样艰辛，被病苦与生活双向摧残着。

世卫组织统计显示，全世界约有3亿人身患忧郁症，2300数万人身患精神分裂，也有6000万的躁郁症患者，在中国，日常生活着700万的躁郁症患者。

躁郁症别名称为“双相情感障碍”，“两相”指患者心情会在二种极端化情况下起伏，一会儿暴躁，一会儿深陷抑郁症。和忧郁症对比，躁郁症是一个较为生疏的语汇，但它受尽折磨的工作能力，跟忧郁症对比只多不少。

躁郁症针对患者来讲，如同一把刀，暴躁情况时，刀朝着外边，抑郁症的情况下尖刀冲着自身。金晓宇在暴躁情况中，会莫名其妙地把电冰箱、电视机推翻，会把外卖员打进出血，但焦虑的情况下，会吃下安定片，把传动带挂在吊顶灯和窗子中间自尽。

更槽糕的是，躁郁症的准确率、就医率很低。由于很多人都是会把病发的情况简易归因于“心态问题”，对躁郁症了解不够。有分析表明，当大家初次出现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症状后，均值要落后8年才可以初次被确诊为身患双相情感障碍。

分子生物学研究生杨晓宇上大三时，用小兔子做解剖学试验，听见小兔子像从炼狱里传出去的瘆人叫喊声时，他深陷伦理道德窘境，逐渐抑郁症。以后，他躁狂的一面表明出来，逐渐玩命地买东西，一台7800元的电脑上双眼都没眨一下就买了，一学期粉碎几十个暖水壶。虽然杨晓宇学的是医学类，但他一直没有意识到自身得了躁郁症，直到三年后，在患者的点拔下，他才知道自身是生病了。

全部的精神类疾病也不被社会发展了解，因而躁郁症患者除开要应对并发时的痛楚，还需要承担别人的岐视。影片《一念无明》中，余文乐扮演的主人公黄世东，由于躁狂发作，一个人在商场大门口咽下纯黑巧克力，他一边吃，一边哭，迈入的并不是关爱，反而是过路人举着的监控摄像头，隔壁邻居陆续声讨他是精神病，规定他与父亲搬出公寓楼。

许多躁郁症患者害怕让他人了解自已是“精神疾病”，她们一边提心吊胆的掩藏，一边还需要默默地的抵抗病痛，在我国有700万的躁郁症患者，可是大伙儿却不清楚躁郁症是一种病，身旁好像都没有躁郁症患者，这是由于她们挑选了瞒报和躲避，独自一人压抑感的心态，让痛楚更为承受不住，自尽变成一部分患者摆脱的挑选。

研究发现，躁郁症患者的自尽风险性，是平常人的10倍，两至四成的躁郁症患者一书中有轻生行为，11%-19%的患者是自杀，抑郁症复发率大约有80%，躁郁症的复发性则超出90%。

金晓宇的小故事，让很多人更为坚信，原先天才和神经病确实仅有一线之隔，逐渐把躁郁症和“天才”连接，如同金晓宇父亲看的那本书《躁狂抑郁多才俊》，贝多芬、梵高、牛顿、海明威这些，多名历史人物都是有双相情感障碍主要表现，当她们做到躁狂情况时，可以保证几日晚上不睡觉，相对高度激动，持续开展写作。

因而有很多患者由于贪欲这类“天才”情况，乃至挑选终止吃药。但实际上这类工作态度是一种十分明显的躁郁症主要表现，对患者的身体健康很不好，病发时很有可能产生的设计灵感或造就欲大多数也仅仅昙花一现，她们没法长期专注一件事，躁郁症患者并不是是“天才”，她们也只是一个人。

金晓宇的“天才”并不是因为它的躁郁症，他自己和亲人的永不放弃，让金晓宇变成了一个天才。他把公共图书馆的外国小说读遍，为翻译员查遍材料，机遇几乎是交给有打算的人，翻译工作是他痛苦谷底里的一束光，由于他永不言败的干劲，和她们抵抗的胆量，使他变成父亲嘴中的“天才”。

一个家中的波动、挣脱和自豪，让大家为这一真实事件感动，各大网站的关心不但由于怜悯，大量的打动，是对她们一家在普普通通的生命中，暴发出的这股抵抗能量和“永不言败”的固执。人的情感是互通的，大家每一个人都乐意且期待见到柔弱但顽强的性命，在别人的剧情中，找寻抚慰。

最终引入金晓宇在译者《诱惑者》中的一句话，赠给全部处于窘境中，期待得到赎罪和能力的千万家：风，星辰，石块上的水流，全部迅速健身运动着，看起来岌岌可危的全球都能获得解释，在暗夜里我趔趄向前，屈伸手臂，拥抱着黑暗的全球。

金晓宇有兄弟姐妹吗

有。
金晓宇有个哥哥叫金晓天，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表兄弟姐妹。
金晓宇，男，1972年出生于天津，翻译家，浙江省翻译协会理事、会员。金晓宇幼年不幸眼部残疾，高中辍学后被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和抑郁交替间歇发作。

出圈半年，“天才翻译家”金晓宇如今过的怎么样了？

金晓宇如今过得还算不错，但是他的疾病依旧没有办法得到彻底的治疗，他的眼睛的视力有所恢复，不过金晓宇却更愿意戴着从前的眼镜，他说视力恢复效果并不明显，走红对于金晓宇的生活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他成为了众人敬佩的天才翻译家，不过对于他来说只是翻译的工作增加了，来家里访问的人更多而已，他自己的时间和生活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面对突如其来的记者和媒体，金晓宇只是觉得有些烦躁，他还没有适应如何与外界相处，她也不打算适应。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网络上走红的天才翻译家金晓宇，他翻译的水平很高，而这些本领全部都是金晓宇自学的，因为小时候的误伤，金晓宇有一只眼睛摘除了晶体，再加上另外一只眼睛近视眼，所以他的视力很差，再加上金晓宇患有躁郁症，所以他生活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待在房间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连金晓宇自己都不知道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病，也不知道如何面对今后的生活，他如今和老父亲相依为命，面对朝夕相处的亲人，金晓钟的话也很少。

当时父亲为了让更多人知道金晓宇的才华，希望他今后也有自食其力的本领，父亲主动联系媒体想要分享儿子的故事，一时间金晓钟成为了网络上的红人，大家都知道了这位天才翻译家，随着热度的消退，金晓宇也回归了原来的生活。

我不知道如何定义金晓钟的如今的生活，也不知道对于他来说如今的生活到底是好是坏，也许对于他来说，最坏的事情已经都经历过，现在的这样平静的生活反而是最好的，他唯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老父亲。

金晓宇翻译水平知乎

金晓宇翻译水平知乎：“天才译者”。

因为一本《天才在左，疯子在右》，人们总是乐见于天才和疯子交织在一起，仿佛这样故事才能有着受难般的沉重感，《我们的天才儿子》的故事也并没有不落窠臼。

所以当精神领域的专家提出“有浪漫化和美化双相群体的嫌疑，也陷入了对精神障碍叙事的固定模板，”这类担忧时，当然可以理解。同样，从金父讲述的过往里，狭隘地放大某些“暴力”元素，也是对这个特殊群体污名化的表现。

无论是浪漫化还是污名化，都不应该是大众看待金晓宇的恰当角度。尊重他们一家的遭逢，尊重金父现在的讲述，尊重晓宇的生命意义。

当然我们必须强调，双相障碍（Bipolar disorder）固然有遗传学和生物学的基础，但在相当程度上，双相障碍也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重要因素的影响，在躁郁症里，更多的只是生了病的普通人，不是“天才”，更不是“疯子”。

优秀的翻译不仅需精通目标语言和母语，更需懂大量跨学科知识，金晓宇翻译的又大多是社会人文类作品，对其学识要求不可谓不高，查找资料，斟酌句子，推敲用词，有时翻译一本书要一年。